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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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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9月02日 15:51 新浪读书
连载：破解中国经济之谜 出版社：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
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
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
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
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
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
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
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
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
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
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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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9月02日 15:51 新浪读书
连载：破解中国经济之谜 出版社：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
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
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
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
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
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
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
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
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
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
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
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
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
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
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
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
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
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
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
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
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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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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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9月02日 15:51 新浪读书
连载：破解中国经济之谜 出版社：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
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
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
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
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
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
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
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
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
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
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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